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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组图]56岁辞司长做公益 王振耀:人生下半场刚刚开始
作者:罗婷    文章来源:新京报新媒体    点击数:1508    更新时间:2015/10/13

    王振耀(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理事),在民政部任职22年,官至司长,推动城市居民低保、农村基层选举等多项制度,后辞职组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。他说,生命里最深的记忆,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。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,就是他的理想。
 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,坚守初心,犹如傲骨凌霜。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,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。
  2003年11月11日,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,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。12年后,我们选择了30人——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,亦或遭遇时代逆流,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。
  在岁月的年轮中,他们有快意、有消沉,有对酒当歌、有失意彷徨。在一次次的磨砺中,不忘初心,举步向前。
  在这里,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。

        王振耀,1954年生。在民政部任职22年,官至司长,推动城市居民低保、农村基层选举等多项制度,后辞职组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。


  京师大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,略显逼仄。
  “拍照要戴领带吗?”王振耀一边问,一边拿着西装往身上比划。
  辞官5年了,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套正式西装,精心包装的,随时可以穿出去参加正式会议。这是二十多年官员生涯保留下来的习惯。
  5年前,王振耀辞去民政部司长职务,组建北师大公益研究院。这位曾参与推动低保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的官员,结束了22年的政治生涯。
  5年间,一些事变了。过了60岁,他的白发一茬茬往外冒。但公益做久了,人也柔和了许多,他最近说得最多的是“好好好”、“行行行”。
  一些事却没变。普惠大众,是他年轻时就有的愿望,他参与推进的低保制度,改变了2200万人的生活,如今,通过公益事业,把这个数字增加、延续。
  他的事业没有离开“善”字。
  生命里最深的记忆,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。“你问我理想?我的理想就是: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。”
  官员生涯
  “我的一生为之骄傲”
  有一天,王振耀和妻子在街头散步,听见不远处两个路人的对话。
  “嗨,大不了到民政局吃低保。”一位路人说。
  这在别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话,把王振耀夫妻俩听愣了,随后,他俩的手默契地握在了一起,妻子觉得有点欣慰。
  “老百姓(生活)有了最基本的保障,因为我推动的制度受了益。”那时还在民政部工作的王振耀解释这种欣慰。
  这个情节已经过去几年了,但他一直记得。
  2001年,王振耀就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,首抓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。
  也就是几个月时间,22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就纳入了保障体系。
  2200万,是个庞大的数字。“他们都不认识我,但又有什么关系?”王振耀说,就像那两个路人一样,民众并不知道制度推进期间所遇到的困难。
  万事开头难,制度推进之初,很多地方的民政局长面露难色:“我们财政状况不行。”
  王振耀一句话给顶回去:“你是民政局长,不是财政局长。”
  他把来京的地方民政干部“关”起来,对着摄像机,每人5分钟,做出一个月内将低保金落实的承诺。
  “我还是做了一点事的。”回顾22年的民政部任职经历,王振耀这样总结。
  那回忆那个时候的自己,他自觉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:“在民政部我也抱有理想,不是把行政事务做完就行。”
  他做的事,还包括在救灾救济司担任司长期间,推动建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等等。
  直到现在,面对棘手的事情,他一起急,也会冒出一句:“别忘了,我以前是做救灾的!”
  更早之前,他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——传说中的“九号院”,与现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共事。那时他奔走在很多个乡村,见证农村选举制度从无到有,想想开端与结果,心里总是很激动。
  如果用言语来总结这种激动,王振耀的话是:“完成这些事情,我觉得我一生都可以为之骄傲。”

 

 转身公益
  希望出来做更多事
  虽然已经辞职5年,但民政系统的年轻人都知道王振耀,甚至还有点怕他。
  这位老司长,只要遇见了,不管在什么场合,就会抓着他们谈政策,养老、儿童、低保……不只谈,他还发论文,一年接受100多家媒体采访。
  王振耀人生事业的下半场,始于2010年——他辞去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。
  辞职这年,他56岁。
  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和北师大的校领导一起去“挖”他,给的理由并不是薪水和待遇:“你在政府这儿,说话又不能太自由,想让你帮我们忙,还不方便,一会儿开会,一会儿出差。”
  “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。”他们劝他。
  这句话,还真把他给说动了。
  对王振耀有莫大吸引力的,是公益。
  辞职前,王振耀已经参与了公益研究院的组建工作。团队最初的五个人,是他从几千人中选出来的。当时的应征者、现在的院长助理郭素记得,最后的面试时,王振耀问大家,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在哪儿?
  大家答完,王振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:“到了合适的时间——社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向成熟,在这个节点开始研究,我认为会非常有意义,有成就感。”
  辞官解印的消息一出,一时舆论哗然、猜测纷纷。他一遍遍说起童年往事:三年饥荒,河南鲁山,那时他不到十岁,曾一度饿得站不起身来,这种饥饿感与扫除饥饿感的欲望一直伴随到现在。在体制里,他已理想圆满,希望跳出来,有更大空间做更多的事。这是他给公众的辞职原因。
  “他在官场,还是比较孤独的。”他的一位下属评价。或许,官场的特立独行,正好成就了他和民间的亲密。
  做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时,一开会,他的老朋友、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就指着他“放炮”:“你们政府这个做得怎么不好,那个做得怎么不好。”回想当初,王振耀是被当成了“传声器”——借着批评他,民间变相向政府建言。
  辞职后,来自民间的朋友们第一时间就接纳了他。
  就职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典礼前,徐永光拉上几个民间公益界的人士请王振耀喝酒庆祝。初夏的小酒馆里,几个人兴致很高,徐永光与他碰杯:“振耀,恭喜你,终于下海了。”
  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金锦萍不同意这个说法:“不,不是下海,振耀是上岸了。”
  王振耀说,无论是“下海”还是“上岸”,都代表着民间对他的接纳。
  就职典礼上,北师大党委书记、校长都来了,“太隆重了”,王振耀觉得“受宠若惊”。当时,徐永光特意脱下西装,穿着没有领带的休闲服上台致辞:“我穿成这样,主要是想让振耀知道,民间是不一定戴领带的,没有这么正规。”


  创业战场
  “8年,头发都等白了”
  2015年9月29日,办公室里,王振耀伸出三根手指,用力晃了晃,“现在的工作节奏,至少比在民政部紧张三倍。”
  研究院的第一个冬天,对于初创团队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。那会儿还没搬到如今敞亮的京师大厦,北师大在新街口的大帽胡同为他们租了个小四合院。雕廊画栋的,夏天美得很,但就是没暖气,冬天风飕飕地灌,大家都手脚冰凉地看资料、写报告。
  如今提起来,王振耀老说,我们是一起“冻过来”的。
  最开始那两年,王振耀老爱用一个词,是“创业”。上任时,他计划要做3件事:研究社会公共政策、培养公益管理人才、提供公益项目咨询。每个领域,都被他称作“战场”。
  一切都是全新的,大家也都算是新人,苦于打不出品牌。在开创研究框架时,王振耀经常跟员工们说,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时间“磨刀”了,得边学边干。“没有谁教给你本身就是对的,自己想好了就去做。”
  他跑到大凉山去做儿童福利项目。在村子里,他看到四壁空空的房子,孩子们吃住都和家畜在一起,没有电,甚至都没把椅子。尽管在民政部见过很多,他还是觉得难受。慢慢地项目做起来了,得到联合国的认可。
  实际上,再去推动一些事情,难度要比在民政部时大了。以前他有中央政策的杠杆,有各种头衔,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,都能合作。“说一个月内完成,就一定能完成。”
  到了民间,“命令”变成了“说服”,需要向政府和社会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。而这个说服的过程,可能会有一个月、一年,甚至几年。
  推动慈善立法就经历了漫长等待,2013年他曾这样感叹,“从民政部2005年7月成立立法工作组到现在,已经过去差不多8年,8年,头发都等白了,慈善立法仍然停滞不前。”
  来自官方的力量,最初对这个转型的个性官员不那么欢迎。徐永光发现,有些重要的慈善活动或委员会,王振耀经常接不到邀请,老王“心大”,对着下属、朋友,很少说起这些。他的朋友们在背后达成一致,“至少圈子里的人,我们要保护振耀。”
  成立五年,研究院遇到的最大“风波”,是外界对于建院的2000万资金来源的质疑。
  2013年5月,有媒体报道称,汶川地震后,红会通过“李连杰壹基金计划”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,被用于建设研究院。拥有院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双重身份的王振耀也受到了质疑,有媒体报道称他与红会有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。
  有记者把他们堵到基金会里面,让研究院拿出成立以来的账单,要查账。当时院长助理郭素和其他团队成员急了,几个人想要发个声明把事情交代清楚,却被王振耀制止了。他现在再解释当时克制的原因,只不过是一个“善”字。
  最终,壹基金发布声明,交代了研究院2000万资金的来源,其实是万达集团、泛海控股、老牛基金会等公司和机构的定向捐赠,与红会并不相关。流言渐散。
  事情平息后,王振耀还开起了玩笑:“这段时间,壹基金官网的点击率提高了十倍,至少提高了关注度。”


 未来展望
  退休?不在日程表上
  今年9月末,在深圳的慈展会上,王振耀与徐永光又相遇了。说起2012年他们设立的一个中美慈善交流平台。3年过去了,只有王振耀还在坚持,他质问:“永光,平台的事还是你叫我做的,你怎么不做了呢?”徐永光有些惭愧,他早就放弃了。
  这位老友觉得,王振耀还是保留了一贯的风格:“执着地开拓一些领域。”这与五年前李连杰对他的评价类似:“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,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。”
  圈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,辞官这五年,他的变化很明显——从明星院长,到做一个踏实的推动者。不管是用意见领袖的个人形象,还是做落地的机构和活动,他对这个领域都贡献良多。
  推动者的身份不仅局限于公益。研究院员工们都觉得,他是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,比如说出现什么社会问题,有人打电话咨询他,他就总是皱着眉,想怎么能把这个事情解决好。郭素说,很多时候她都想,这么多事,院长能管的过来吗?
  但王振耀从不停止发言。
  回头看这5年,他说自己很快乐。“该做的基本没落下,五年前的理想,在实现的路上前进了好几大步,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。”
  至于退休,还完全不在他的日程表上。
  61岁了,要是在体制内,王振耀已经安稳退休,并享受厅局级的待遇——在民政部,这位厅长曾有一张“蓝卡”,这代表定点医院能为他提供免费医疗。辞职到了北师大做公益之后,待遇没了,有病就得早上六点起来多排队,报销不完还得自费。他倒超然:学会做个平民,一个普通教授,不是也很好?
  王振耀说:“在政府里,人在岗位时施展的作用是很大,但是离开了就不一定,换了主事者,一切都可能会变。但社会要是形成一套机制了,不会变,社会是不会退休的。”
  白岩松曾在2012年为他写文章:“振耀兄辞官进校园,我是支持的。离开官场,他再无退休的可能,活到老,公益到老;更何况,他这样的人多了,在政府与公益、权力与社会、官员与公民之间,多了润滑与沟通,社会因此可以进步得更快些。”
  “社会可以进步得更快些。”这正是王振耀的理想,一直未改的初心。
  新京报记者 罗婷 主题摄影 尹亚飞 编辑 李天宇
 
  王振耀与新京报12年
  2010年6月,王振耀辞官后第一时间接受了新京报(微信公号ID:bjnews_xjb)的专访,一个半版的对话,他详陈了辞职原因以及官员生涯中推动政策之艰。
  他说,慈善需要较真的人,为公益做贡献是最高的嘉奖。
  辞官一月后,他又再次接受新京报采访,他的观点是:不管捐给谁,都要尊重捐赠者。
  此后,他作为专家学者,曾不下十次接受新京报的采访。谈的话题从慈善捐赠规则,到儿童福利、养老制度,再到各种公益事件。
  面对新京报,他知无不言。
 
  同题问答
  1、新京报:在你的生命里,有哪些是你一直坚持的?
  王振耀:善。宁可自己吃一点亏,宁可自己被误解,不要放弃底线,要善良和包容。即使别人攻击你,你也要为他们着想。前些年我们也遇到误解,他们怀疑我们的钱是红十字会的,说我们把钱贪污了。我当时没做多少回击,只是说,你就找出来。年轻人有一些偏激,那咋办?也得保留一种善。
  2、新京报: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?
  王振耀:你做的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,经得起人民的检验。
  3、新京报:这些年你自己有哪些变化?
  王振耀:我感到自己还是处于学习过程,可能学习方式在变。我是一个从贫困乡村走出来的人,原来我会原谅自己,觉得对美的追求是奢侈品。做慈善之后,知识结构里面有了真善美,哦,才发现美是很重要的。
  4、新京报:这几年你快乐吗?
  王振耀:非常快乐,回归民间,做个普通人,普通的学者,来推动社会进步,还会有不少的成就。比起以前,现在是靠智慧、信誉来推动,开辟了一条路子。
  5、新京报:这些年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?
  王振耀:可能体育锻炼上弱了,最近这段和人谈得最多的是锻炼。我过去年轻时候很愿意跑步,这几年锻炼少了。
  6、新京报:你现在最希望拥有什么?还缺什么?
  王振耀:最想拥有的,能不能有更多有理想志向的人在一块工作。需要一些能把事情做大的人。这也是最缺的。当事业张大以后,需要更多的专业化人才。
  7、新京报:如果你能选择的话,你会选择让什么重现?
  王振耀:重现更年轻的自己,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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